加拿大：“親北京”的特魯多是怎樣轉變的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globeandmail）9月3日刊出內森·範德克里普（Nathan Vanderklippe）的文章，講述“子承父業”的賈斯汀-特魯多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交道的經歷，以及在人質外交危機中的表現。

該文開篇寫道：2016年8月31日深夜，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12號樓迎接賈斯汀-特魯多。這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地方，因為中國領導人曾在這裡接待過一些最重要的客人：金日成、羅納德-里根、瑪格麗特-撒切爾。這些貴客都在這裡下榻過，毛澤東本人也在這裡住過。

其父曾幫中國進聯合國

2016年那趟行程是特魯多先生作為加拿大總理對中國的首次訪問。他帶着很高的期望來到北京，希望與這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重啟關係。特魯多先生認為，中國的消費市場和龐大的資本賬目可以為加拿大提供商業機會。加拿大也可反過來為推動中國的利益做貢獻。

據一位當時在場的人說，“特魯多表示，他要像他的父親老特魯多當年幫助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那樣，協助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佔據自己應有的地位。” 加拿大環球郵報沒有透露這名在場人士的身份，因為他們無權透露這次會晤中發生的事情。

習近平不屑

該人士說，但是，特魯多先生的提議並沒有得到中方的接受。他的言論被認為自以為是，尤其是習近平先生，顯得不屑一顧，他不屑於得到被認為是弱國的幫助。

在特魯多先生去北京尋找兩國之間新的共同點之後，加拿大和中國發生了摩擦：2018年，加拿大根據美國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中國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幾天後，中國以間諜罪扣押了加拿大人邁克爾-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

該文寫道，特魯多向習近平提出建議的細節（之前沒有報告過）顯示了這位加拿大領導人對北京的最初立場，以及中國對他的最初看法。而這一切，在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尋求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打交道的新方法時，是合乎邏輯的。

然而，在今年早些時候，加拿大聯邦政府將其駐北京大使多米尼克-巴頓（Dominic Barton）召回加拿大進行討論以後，就幾乎不存在加拿大再接近中國的問題了。特別是最近中國的法院對斯帕弗先生和羅伯特-謝倫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的判決，前者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後者因涉嫌販毒被判處死刑。這再次凸顯了中國仍是加拿大最緊迫和最困難的外交政策問題之一。

繼續謹慎

與此同時，渥太華繼續對北京謹慎行事：

一方面，在人權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立場，大聲譴責中國對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穆斯林的壓迫待遇，並在北京用新法律措施侵蝕香港的自治權後，暫停了與香港的引渡條約。在斯帕弗先生和康明凱先生被拘留的刺激下，加拿大還領導了一個譴責“人質外交”的國際聯盟。

另一方面，加拿大是“五眼”情報聯盟中，唯一沒有決定是否允許安裝華為5G技術的國家（一些盟國因擔心中國利用該技術進行間諜活動而禁止安裝）。此外，加拿大議會宣布中國當局在新疆的作為是種族滅絕時，特魯多和他的內閣都放棄了參加投票。至於有關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呼籲，特魯多也表示不支持。另外，在中國阻止進口一些加拿大農產品後，特魯多政府並沒有採取任何報復性貿易措施。

該文繼續說，在特魯多領導下，加拿大政府在某些問題上對北京恭敬有加：例如，渥太華反對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HalifaxISF將2020年度“麥凱恩公共服務領袖獎”授予台灣總統蔡英文，儘管該國際安全論壇最終堅持向蔡英文頒了獎。對於加拿大情報界有關中國滲透影響加拿大的大學，並對華人社區進行恐嚇，特魯多政府也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加拿大環球郵報說，在回應評論請求時，特魯多總理辦公室提供了一個2016年的新聞稿鏈接，其中特魯多先生說，“我已向我會見的（中國）領導人明確表示，加拿大希望與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中國加強接觸。”

譴責人質外交

總理特魯多的新聞秘書瓦蘭古（Ann-Clara Vaillancourt）沒有明確表示加拿大是否繼續想與中國合作，以“幫助北京在國際舞台上宣揚自己”。她倒特彆強調了加拿大譴責人質外交的倡議得到了外國的支持。跟據特魯多的說法：“我們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盟友和朋友在他們與中國的雙邊對話中，站出來捍衛這些被任意拘留的加拿大人的權利。”

該報表示，但目前還不清楚特魯多先生如何看待加拿大在支持中國突起方面的定位。

不過，他對其家族歷史的提及到是給人一些啟發：其父皮埃爾-特魯多第一次到中國是在共產黨統治的開局之年1949年。他並在1971年尋求促進北京加入聯合國。1970年，加拿大在接受“注意到”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的語言表述後，在美國之前與北京恢復了外交關係。加拿大創造的這個“注意到”的表述模式，很快被美國等其他西方國家效仿。然後在1973年，皮埃爾-特魯多成為首位到訪中國的加拿大總理。

被嚇呆了

幾十年後，賈斯汀-特魯多曾為完成其父皮埃爾-特魯多為兩國規畫的使命而“努力”過。據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布魯金斯學院約翰-L.桑頓中國中心非駐校講師戴安娜-傅（Diana Fu）說：“這一使命是將中國融入國際舞台”。然而，當斯帕沃先生和康明凱先生被中國拘押後，特魯多和他的政府“如同汽車大燈照射下的鹿”，都被嚇呆了。於是他們不得不180度大轉彎，從2017年討論加中自由貿易協定，切換到應付中國的“人質外交”和外交“戰狼”的進犯。

傅教授補充說：“任何安靜的、幕後的談判的希望早已破滅。所以我猜想，與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現在被令人心寒的現實所抑制。” 而這個現實就是，北京可以在一夜之間轉而反對加拿大。一旦北京這樣做了，加拿大除了加入試圖制衡北京的西方自由民主多邊聯盟之外，能做的事情不多。

其實，特魯多的外貿雄心也不限於北京。他在上任之初就尋求與印度開啟一個新的合作篇章，作為貿易和投資多樣化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

有些天真

蒙克國際研究和公共政策學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 and Public Policy）的政治學家，中國問題專家Lynette Ong表示：特魯多對中國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真的”。 直到最近，“自由黨對華政策的主要問題，是意識不到中國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增長的力量的惡性影響”。所以，“當孟晚舟案發生後，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迅速轉壞時，自由黨政府措手不及，沒有制定任何戰略。”

但Ong教授也補充說，反對派保守人士主張對中國的好戰反應可能也不會好多少。那樣的做法會”使公眾輿論更加強硬，迫使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的惡性循環永久化”。“在我看來，這兩種極端的做法都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