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治下的社會，中產走難，組織解散，傳媒噤聲，民意可以「不聽話」嗎？「民意係數據，喺文明嘅社會，一個負責任嘅政府要識面對同尊重民意。」先後被國安處召見三次，從沒想過離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民研）副行政總裁、社會政策學者鍾劍華近日宣布赴英「避秦」，「如果（政府）要抽掅我煽動，實有啲中，只會遲早郁到我。」
「離開咗都唔代表我甩身」，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和民調工作多年的他說，在支離破碎的公民社會，民研有更重要的存在意義，更是香港唯一達學術標準和主動長期做民調的機構，希望香港人能繼續支持和珍惜這平台，「除非真係要摺咗民研唔畀做，否則一定會做落去。」
「特首選舉民調今屆無做呀，今年無傳媒贊助。但做嚟有咩意思？得一個人參選…香港社會好似淪落到倒退半世紀咁。」抵英短短兩星期的鍾劍華風塵僕僕，忙着接受各地傳媒訪問、重寫專欄，還要抽時間找地方落腳，「因為我星期五仲喺香港出席緊發佈會，突然間走咗，我覺得要有個說法，所以喺（周日）新加坡轉機嗰陣就寫咗篇文交代，點知一到埗就（有傳媒）電話打嚟，估唔到原來有咁多人關注我嘅去向。」記者反問怎會覺得他的離開沒惹來關注呢？鍾劍華呷一口熱茶微笑不語。
常常自嘲「無謂嘢」的他說，小時候家裏沒有電視機，養成每天睇報紙的習慣，中學時代已不時去做義工，「十幾歲去做義工，就係去社區做調查。」考進中大社工系後，適逢中英談判開始，他就時常在大學報撰寫文章評時事，「當年好希望改革開放成功，甚至覺得回歸對香港比較好。」1984 年畢業後當了 4 年社工，無改「多聲氣」習慣，總是投稿到報章，「嗰陣去木屋區做實習，見到好多房屋問題、新移民問題，對公共政策係好關注」。六四事件後，他轉職到理大任教社工和社會政策，「學生都叫我理大 wiki，話搵我好過去圖書館。」
現年 62 歲的鍾劍華 2007 年加入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嗰時中心做嘅民調同鍾庭耀（港大民研）做嘅好唔同，我哋多做全民退保、少數族裔、綜援等問題，亦搞好多研討會，試過有一年搞成 60 次。2016 年年底林鄭搞個全民退保諮詢，政府搞 3 次研討會，3 次都被人噓，林鄭出席唯一一場非政府搞嘅研討會，就係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搞嘅，係最和平嘅。」
他憶述，2012 年特首選舉時，是第一次和鍾庭耀合辦民間投票。他至 2020 年退休，因為鍾意教書，「嗰陣仲想搵教席，不過當然有阻滯，我衰多嘴嘛！」於是在同年 5 月加入香港民研。民研由鍾庭耀和他領軍，被建制諷刺是「鍾氏民調」，他笑說自己總是忍不住要反駁黨媒的狙擊，「我成日都叫鍾庭耀要出嚟反駁，但佢比較唔理會。」
「但係《國安法》之後，好多人同屋企人成日叫我走，個個都為我擔心。近半年政府郁啲就話人煽動，快必（譚得志）、《立場新聞》同（資深傳媒人）區家麟都出事。」
一直視香港為根的鍾劍華說，若非去到最壞情況也不打算離開。然而，先是《蘋果》被打壓停刊令他的專欄無法再刊登，與另一份報章合作數年的社會福利政策專欄也被叫停，自由亞洲電台為保護評論員，年初起亦暫停包括他有份主持的評論節目，「《立場》前後轉貼我 700 幾篇文章。如果（政府）要抽掅我煽動，實有啲中，只會遲早郁到我。」
他估計，若然習近平 7 月來港主持回歸慶典，國安處很可能在 5、6 月「洗太平地」，屆時或「自身難保」，「雖然話唔好被恐懼支配，但話完全無顧慮係假嘅。有段日子晚晚瞓覺前都會將手機 sim 卡抆出嚟，放入另一部機。如果第二朝 6 點有警察嚟拉我，都係收咗部『鬼機』。我唔係驚被佢拉，而係預備咗佢隨時嚟拉我。」他續說，「我而家嘅意志自由仲可轉化成為文字，變成公共資產。但如果入咗獄，我就唔能夠再講嘢。意志自由仲係咪保持到，我唔敢講。坐監亦唔係一個人嘅事。如果要我 90 幾歲嘅父母去荔枝角（收押所）探我，咁點算呢？」
他在 2 月中申請 BNO VISA，月底簽證獲批，「我第二日（3月1日）就即刻同鍾庭耀講，連太太都未知。佢（鍾庭耀）係好理解我嘅決定。」沒料到 3 月 9 日就收到國安警來電約見，「本身話係關於 47 人案，話有新消息想同我傾吓。我問係咪拘捕我，佢話唔係，只係協助調查。」他說因當時在居家隔離，至 22 日才與警方會面，「就話唔落簿唔開機，不涉拘捕同檢控，純粹大家傾吓。」他透露，警方曾在會面中表示民研的工作「有啲都幾敏感」，「又問我（民研）點樣定題目、設計問卷，我咪同佢講 lecture 囉。我仲問返佢哋真係覺得做緊嘅嘢同國家安全有關？佢哋有五個人，靜咗陣，有個答話『而家社會仲係好亂，真係危害到國家安全』，仲補咗句話係個人意見咋。另外四個就望望佢，唔出聲，無畀反應。」
《同文》就國安警約見鍾劍華向警方查詢，警方回覆指不評論個別案件，「而採取任何行動，均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
香港民研在《國安法》生效後，在民主派初選前夕和大搜捕後，被警方搜查和撿走電腦，他也需要協助調查，案件至今仍未了斷。他指，民研也曾評估正進行的項目有否風險，「考慮到學術上係延續緊做咗廿幾年項目調查，如果改咗問題的話，方法學上係轉變咗。所以基本上所有項目都係照做。」而問卷用字亦變得更小心謹慎，「可惜似乎黨媒還是想搞死我哋」，像是 2 月關於抗疫的調查，就被建制扣上涉嫌「危害國安」的帽子；3 月的俄烏戰爭民調更被捏造問卷抹黑，導致調查發布會要臨時取消。
「如果政府唔希望社會上再有獨立嘅研究同民意調查，一定會用盡各種方法搞你。」他說，民研近年加入安居樂業指數等民生議題調查，希望可令民研觸及更多研究範疇，尤其是《國安法》後公民團體噤聲、解散，這些民調有如填補缺口，使民研有更重要的存在意義，「關注團體可以當我哋係開路先鋒，從民調數據開始，再做下研討會，作出佢哋嘅倡議。關注長期照顧保險同環保議題，點解都要收聲？」
「即使我唔再係香港民研正式嘅僱員，佢哋嘅項目我都會參與，唔會因為離開香港而當自己甩身。」他強調，負責任的政府不可能不回應民調，「民意數據係好重要。政府可以唔跟足民意，事實上亦無可能跟足民意。我哋唔期望民意領導政府，但政府一定要應對同尊重民意。如果政府唔能夠面對民意，因而禁制民調，搵黨媒去打擊民研，係好低莊同失敗主義嘅做法。」
「香港能夠用比較嚴謹方法、達到學術標準，兼主動長期地做民意調查嘅機構，係淨返香港民意研究所。」其中香港政府的民望調查更進行了二十多年，提供仔細分析和走勢，極具學術意義，「更係香港歷史將來重要組成元素。我哋唔覺得要喺呢個問題上妥協。」他說，即使香港變得淪落，也不可因此而「放手」，「陣地守得一個得一個。除非真係要摺咗民研唔畀做，否則一定會做落去……我好希望香港市民繼續支持同珍惜呢個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