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记者“被暴力”凸显双重顽症

近日，中国记者的遭遇令人关注，不断地爆出记者被殴打，被扣押，被通缉的事件，8月11日，京华时报记者在调查采访中遭脚踢；8月6日，南方周末记者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吉林桦甸采访洪灾被扣押；8月1日，北京记者调查郭德纲别墅侵占公共绿地遭郭德纲弟子殴打，引发批郭运动；7月底更有轰动一时的《经济观察报》记者被通缉事件····如此密集的媒体记者“被暴力”，表明中国敢于披露真相的记者处境堪忧。

与记者“被暴力”相伴的，是媒体的报道权和监督权依然笼罩在公权力的阴影下，公众的知情权难以充分保障，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南京大爆炸“直播门”，当地一家电视台记者在直播南京爆炸实况时，遭到一名官员的质问：“你是哪里的？哪个让你直播的？”直播随后中断。

如果说，记者被通缉，被殴打是一种硬暴力，是对当事人的权利是一种践踏；那么，不让直播，就是一种软暴力，是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高度蔑视和冒犯。

媒体进步与体制性脓肿

从上述冲突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前进中的困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从内心深处，不认同所谓喉舌的身份，希望能从新闻职业道德与良知出发，传播事实真相，中国媒体在市场化的探索中竞争也日趋激烈，促使记者抓住热点新闻；一方面，权力和利益集团不改旧有思维模式，不适应记者挖掘内幕与真相，更担心真相的传播不利于其利益，比如，企业担心销售额和股指看跌，官员则担心乌纱帽掉下。

中国记者的生存环境，不仅与世界同行有距离，就是回首中国的百年媒体传播史，也未能令人乐观。清末和民国时期，固然记者的人身也有遭到袭扰之例，但媒体可以自由创办，民间创办——这是我认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重要指标，比媒体言论与报道不受审查更加重要。

媒体自由创办，民间创办，才能最大可能地保护记者权益。记者的人身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经由自由的媒体得以充分实现。记者被暴力，具有新闻价值，各媒体连续报道，是社会关注焦点，自然对施暴者形成巨大压力，让他们有所忌惮。

现阶段中国传统媒体几乎全为官方创办和掌控，网络媒体也绝大多数只有转载权，没有记者报道权，这是中国媒体充分实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之路上体制性脓肿。这个脓肿一日不解决，一日不还媒体自由创办权于民众，则当局提出的“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不能充分实现。

权钱本位与文化病毒

记者不断被暴力事件，与连续的屠童案，多起公共汽车燃烧案，与枪杀法官案，铲车杀人案，长沙一税务楼爆炸案，都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前兆。

任何不被意识形态偏见左右，稍有理性的人都不难判断：中国社会的安全感越来越稀薄。

新闻自由正是社会安全的一道有力保障，而现在当记者们的安全都缺乏着落，当综治维稳办副主任夫人都被暴打时，谁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安全的？

我们不仅从社会形态，从体制层面寻找这一系列病症的病因，也更需从文化上去寻找深层的病因，那就是在权钱本位的夹攻下，中国文化缺乏平等和人权基因的病毒加剧发作。

中国人分三六九等的传统观念，仰望权势者，纵容权势者，“为尊者讳”和易于健忘的病毒深入骨髓。

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捕记者和湖北省长抢女记者录音笔的事件，不仅是体制性脓肿的发作，也是文化病毒的发作。我们看到，该县委书记年底就易职复出，而众多媒体人的联署弹劾省长请愿书，至今也未能得到当事人和权力部门公开回应。官权既高张如此，民意既低贱如此，记者的地位当然就只能如此。

有了“以吏为师”的榜样，有了权力和司法制衡失效的先例，有了上述两位官员安然度过舆论怒潮的借鉴，其他被调查或曝光的当事人怎能不跃跃欲试，让记者尝尝“被暴力”的滋味？

记者“被暴力”，是社会正义被强暴的象征。当记者在威胁下被钳口噤声，国民们的安全就更缺乏保障。因此，仅从基本人权和安全考虑，都应该为记者的权利大声呼吁，为推动一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环境，创造一种尊重人权的文化而努力。

读者反馈

媒体自由需要过程，相比某些西方媒体的巨大操纵性，中国共产党媒体还稍逊色。张文, 波兰

政府办报，政府控制，民间办报，富翁控制。钱权交易，绕来绕去都一样。试过,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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