凜冬將至,北京繼續「清理低端人口」:月收破萬人民幣,也無法保障城內一席之地

凜冬將至,北京繼續「清理低端人口」:月收破萬人民幣,也無法保障城內一席之地

Photo Credit:zhang kaiyv@Unsplash

中國北方但凡過了 11 月中旬之後,氣溫便會快速轉為嚴寒。但如今更讓北京城內人心惶惶的是:每到冬季,似乎已成為官方「定期驅趕城市人口」的季節。

北京當局為了破解「特大城市病」,近年來持續推出所謂的「疏解政策」,向周邊省區市疏散「低端產業和過剩產能」。

不過,相信讀者朋友們應該更熟悉「驅離低端人口」這個實際發生的事──自 2017 年底起,北京市政府進行大規模「掃蕩」,針對居住於不合規社區的大量低收入戶,進行缺乏配套措施的強制驅離。

由於當時往來於相關單位的官方文件、政令宣傳中大量使用「低端人口」一詞,經媒體披露後,更引發國際關注與批判聲浪──甚至在中國當地,當時也有不少「良心輿論」對低端人口這樣的說法痛加撻伐。

然而,面對種種負面的批評,官方可謂完全否認到底。北京市安委會統一口徑稱:「不存在驅趕低端人口說法」、「沒有低端人口一說」,指出官方文件只有「疏散低端產業」,從無「驅離低端人口」,低端人口不過是「媒體下標題的說法」。一度在網路上傳得沸沸揚揚的官方文件截圖與相關報導,在「牆內」自然也完全被屏蔽。

比言論管控更殘酷的事實是:3 年下來,「清理低端人口」的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尤其近年每到冬天,彷彿成了慣例,北京都會出現低端人口被強制遷移的事件。

強制驅離低端人口:北京「凛冬將至」真實戲碼持續上演

如今北京當局統一口徑稱,「疏散低端產業」的政策,是為了讓周邊地區的就業人口獲益,並維持首都地區的產能平衡、保障良好環境與社會秩序等。

但對於居住在大北京都會區的人們來說,疏解卻不一定有明顯效果,反倒是「低端人口」的標籤導致人心惶惶。

2019 年,北京人口已突破 2130 萬大關,其中約有 500 萬以上的人口來自外地。「低端」二字刺痛了很多「北漂族」的心不說,人們更不希望自己被劃為低端人口,並因此被迫離開一線城市。

圖/zhang kaiyv@Unsplash

尤其中國北方但凡過了 11 月中旬之後,氣溫便會快速轉為嚴寒,但如今每到冬季,似乎已成為官方「定期驅趕城市人口」的季節:

筆者於 2017 年底時,人正在北京城留學,也因此親眼見到「低端人口」被強制遷移的過程:當時位於北京近郊的「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二村」發生火災,造成 27 人以上死傷──由於係屬重大火災事故,中國媒體紛紛報導。

然而原以為是人溺己溺的新聞事件,事件卻演變成北京開展了為期 40 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大量人群被迫流離失所,或居所直接在嚴冬中被停止供應電力和暖氣──而這些。當時由於媒體跟進火災報導,這件「低調處理」的事情也意外地出現在大眾目光中,部分中國媒體,甚至罕見地批評官方強制驅離的舉措。

當時,筆者也親眼見到許多城市中的「打工仔」,無奈地在公安、警方的「護送」之下,必須在短短一天、甚至數小時內搬離住處。很多人一邊提著大包小包,一邊著急地聯絡老家親人、或向長官們求情,觀之令人鼻酸。

更令人遺憾的事情是,在引發輿論譁然後,至今「清理低端人口」的「城市工程」仍在每年冬季持續進行中──每到這個時候,筆者居住於北京的朋友、或網路上(往往很快會被消音)的訊息都表示,某某社區被「停止供暖」、某某地區開始進行「低端產業整改」等。

甚至,看到北京雷厲風行,其餘一線城市也紛紛仿效類似做法。導致人心惶惶,誰知道下一個被掃除的「低端人口」是誰?

尤其,在 COVID-19 疫情爆發之後,北京城的出入管制更加嚴厲,當初被強制遷移或被貼上標籤的「低端人口」,恐怕更無回到北京謀生的機會。

粗暴且只求表面的「城市工程」

數千年前,亞里斯多德曾言:「人們為了生活來到城邦,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這句話到如今,依然適用。

以北京這座亞洲最大城市之一為例,就業機會和收入水準,是人口大量移入的直接原因;公共服務水準和服務資源,則是流動人口努力定居於北京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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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對於在北京有定居意願的外地、經濟相對弱勢族群而言,「產業、工作類別」是他們最不在乎的因素──簡單來說,這些人無論做什麼都好,就是想方設法留在資源豐富、有許多打工機會的北京。

因此,對於特大城市的人口疏解來說,在鄰近衛星城市或都會區加強公共建設、產業規劃與社會福利等,用「拉力」吸引特大城市人口移居,才是治本之道。

然而,北京當局卻是反其道而行:動輒以各種名目,針對「某類產業」、「某類收入標準」甚至「某類工作」、「某類人口」,進行直接且粗暴的強制遷移行動。這樣簡單行事且手段粗暴的「城市工程」不僅有違反基本人權之虞,更難以撼動他們眼中「低端人口」的聚集和定居。

舉例來說,如今北京透過「產業政策騰籠換鳥」的名目,剝奪低端人口在大城市謀生的機會,不僅難以真正促成「產業革新」,反而只是紛紛將他們逼入灰色地帶──比如取締街頭合法的早餐車,那麼他們就變成流動攤販,增加行政執法的成本;以各種名目拆掉打工子弟學校,只事逼迫學生們荒廢學業或流浪社會,反而增加了城市的不穩定因素。

產業不應分「高低端」,基層服務業需求極為重要

另外,儘管北京當局動輒祭出「清理」政策,往往成效仍十分有限,徒增民怨積累。關鍵原因即在於,一個大都會中,不可能只有所謂的「高端」產業,而沒有所謂「低端」的基層服務業存在。

事實上,即使是如今北京當局改口的「低端產業」(從業者)說法,本身仍帶有極為強烈的歧視色彩。任何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本就需要勞力密集的服務產業,保安、建築工人、清潔工人、垃圾處理工、快遞小哥⋯⋯,對北京的大量人口不僅有極大的貢獻,更可謂缺之不可。

因此,職業本身並無貴賤,英雄無論出身高低。曾從事如今北京定調的「低端」產業工作,最後卻能在北京掙得一席之位者,甚至更值得人們尊敬。

北京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服務業息息相關,也讓輿論高度偏向同情所謂的「低端人口」:私底下,中產階級的市民們其實多大力指謫北京市府沒有完善的住房配套措施,只知用高標準的政策進行管制,徒為城市發展的「不和諧」增加風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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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月收破萬人民幣,仍有「被列入低端人口」之虞

北京中產階級人們批判「低端人口」一說的同時,沒有說出口的另一個隱憂,是自己有天也可能被貼上「低端」的標籤。

由奉俊昊導演、 Chris Evans 主演的《末日列車》(Snowpiercer)電影,敘述一個反烏托邦的未來世界:世界末日後,僅存的人類在一輛不斷運行的火車中生存,但前車廂的人奢華度日,後車廂的人被長期壓榨,還動輒受到前車階級的動輒威脅和無理要求。

至於列車長(即當權統治者)的理由是:資源有限,本就不可能人人平等。隨著資源的不斷減少、人口不斷增加後,更只能不斷「調整」。(片中的「調整」方式是後車發動革命)

這幾乎和北京當前的人口結構如出一轍。

在北京城,由於中國經濟明顯「放緩」、人口卻持續湧入,加上當局以前述的粗暴手段「宏觀調控」、「維穩」,如今已讓眾多居住於北京城內的中產階級,也人人自危──「那怕你月收入破萬(人民幣),未必都能在北京待下來」一說,如今大量流傳。

意思是,倘若你在北京奮鬥、耗盡了青春年華,即便擁有相對高月薪收入,卻始終無法突破「醫療」(擁有保障無虞的私人健保)、「住房」(能在北京置產)、「教育」(孩子能在北京就讀中小學)這三座大山,那麼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如失業、病痛、或「政策調整」),隨時都有被列入「低端人口」的風險。

圖/zhang kaiyv@Unsplash

綜觀北京本身的發展過程,向來都有住房、交通、用水等難以解決的民生問題。尤其長期身為「京城」的它,當中「高端人口」對資源的浪費,更從不下於「低端人口」的消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形容,可說十分貼切。

如今,廣大的北京「中端人口」渴望成為「高端」、但對淪入「低端」亦充滿恐懼。

尤其由於近來政治氣氛詭譎,日後北京官方是否藉「維穩」之名,擴大規模審查、驅趕既有居民,更是如今北京一般民眾最擔憂之處。

「太多中心」的北京

中國經濟正面臨低成長之際,大城市往往需要勞動力供給來維持競爭力,通常此時對「低端產業」及其從業者的管制與驅逐,理應放寬才是──然而,北京當局仍持續有計畫地進行「清理」。

這恐怕代表著,更嚴重的問題正在發生:如互聯網產業、金融產業等「高端產業」榮景不再(或泡沫化),導致相關基層服務需求將大幅減少;又或者是官方認為「來路不明」的外地人口已成為城市的隱患。所以才必須透過持續「清理」,來降低城市動亂的風險。

至於都市規劃本身,其實全球各大城市多有人口大量聚集的狀況與相應的問題。然而北京尤為特例──身為「政治」首都之外,還企圖身兼「科技」、「金融」、「轉運」⋯⋯等諸多中心,導致其人口移入狀況根本難以阻擋。

與之相對應的案例,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它的定位相對明確,功能定位也相對單一。它提供的借鑒是,「首都」的主體功能要少且分散佈局,次要功能要弱化。

相較之下,按筆者旅居北京的經驗,北京的功能定位正因太多的「中心」,導致資源都向北京集聚──人隨業走,也必然對更多的外來人口產生拉力。

更遺憾的是,迄今沒有任何一份令人信任的研究報告,能夠說明如今北京的「城市病」(如交通擁堵、水資源緊缺等),是因為「外地人口」和「低端人口」所導致的。

但粗暴的清理人口與產業行動,仍在每年的冬天持續進行。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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