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昔日的导师——董健教授

　　周宪坐在记者对面，眉头紧锁，声音细弱，他没有想到，一次不经意的决定，竟然会让自己陷入如此苦不堪言的境地。

　　让这位知名教授、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始料未及的是，自己虽然为这次决定付出了代价，但这件事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而事件本身的一些情节“就像一部悬念迭起的章回小说”，让这起原本不那么复杂的学术公共事件，背后闪现出一个奇特的“江湖”。

　　这一“江湖”展现出了当前大学内部的学术生态和人事生态，也展现了部分知识分子在这一生态中的个人抉择，旁观此事件的知情人士都认为这一个案足够具有样本价值，“类似的故事在许多高校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

　　学术批评还是私人恩怨

　　当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对造假事件作出处理，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周宪却感觉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风暴正愈演愈烈，“事情的发展已偏离国家精品课程的事，演变成对我个人声誉的一场运动”。

　　周宪说，在南京大学校内，有人用手机群发短信，将此事广而告之，甚至发给周宪在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对他进行个人攻击，“他们收到短信以后都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我怎么回事”。

　　而网络上出现的那些攻击帖子，在他看来，也是有人在“整”他。这些帖子大多署名为南京大学某某某，比如发在“学术批评网”上的一篇名为《周宪教授造假事件牵出CSSCI潜规则》的文章，署名是“朱嘉平”，并注明身份是“南京大学教授”，但记者认真核查后发现，南京大学并没有一位叫朱嘉平的教授。

　　在采访中，所有知情人士都称，此事之所以发展到目前这个局面，主要是因为涉及个人恩怨。

　　周宪在接受采访时就直言：“主要我跟胡有清有矛盾。”

　　他说，他从2002年开始担任中文系主任，不久后，即建议胡有清教授担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2004年，他调到学校当校长助理，刚好分管海外教育学院，“那段时间(海外教育学院)工作起色不太大，我布置一些工作，推进不大，我也比较急躁，就产生了工作上的一些摩擦”。

　　周宪认为，另外一个矛盾在于：“我担任校长助理，兼任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胡有清的太太是出版社员工，(她)评高级编审时，几年都没能通过，他怀疑我做了手脚。”

　　他认为举报的时间点也很可疑，“胡有清教授2009年11月16日向学校提出这个事情时，这个事情(指申报国家精品课程)已经过去1年半了，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学校正在增补副校长，我是候选人。”

　　一名知悉内情的教授则认为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此前不久，南京大学实施新的博导考评办法，全职到江苏省台联担任会长职务的胡有清教授博导资格也随之被取消，这可能也会给他有人从中“做了手脚”的猜想。

　　由于胡有清教授拒绝接受采访，所以无从取得他对“恩怨说”的置评，但胡教授明确告诉记者，他没有就此事在网上发过帖。

　　汪正龙教授也多次强调自己没有在网上发过帖，他写的《关于文学院文学概论国家精品课程申报过程的情况说明》是如何发到网络上去的，至今是一个谜。

　　但他告诉记者，这份情况说明有两个版本，其中有细微差别，第一个版本交给了文学院和学校，第二个版本只给了赵宪章教授和胡有清教授，网络上出现的情况说明，正是第二个版本。

　　而那份他认定是冒他名义写出的《关于周宪造假事件的补充说明》，经记者与新语丝网站创建人方是民先生(方舟子)联系，证实邮箱发出地址与汪正龙教授留给记者的电子邮箱地址一致。但方是民也告诉记者：“有的软件允许随便填发信地址”，因此，不能排除有人冒用汪正龙邮箱地址发信的可能。

　　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复杂的背景，才让幕后推手和背后的江湖看起来神秘莫测。善于利于网络无疑是这些幕后推手的重要特点，他们的这些网帖，让各类信息扭曲发酵，但目标只有一个——周宪教授。

　　真假混杂的帖子掀起大风大浪

　　上述接受采访的南京大学校领导介绍，学校之所以拖了一段时间才处理，就是因为网上不断出现与此事相关的帖子，学校在不断地甄别这些帖子的真假。

　　而其中最大的一个插曲就是有人窃取他人信息网上发帖。

　　2010年年初，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一位院领导突然发现在南京大学校园BBS小百合站点上，出现大量以他的名义转发的关于此事的文章。

　　按照南大网络管理要求，要成功注册小百合BBS，不仅需要实名、身份证号码，对于学校干部，还涉及到工资号、工作单位等。

　　这位研究生院的领导随即向学校纪委举报此事。

　　调查结果发现，此事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方蔚林教授所为。

　　上述接受采访的校领导称：“大量不符合事实、中伤他人的内容都是此人操作。”

　　事实上，正是这些真假混杂的帖子，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掀起大风大浪。

　　对于方蔚林参与此事，南京大学前副校长、文学院退休教授董健等知情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方蔚林自认为在评职称及学科建设上与周宪存在过节。

　　董健介绍，周宪是文学院教授，从事美学研究，方蔚林教授也是从事美学研究的，但他在哲学系，哲学系为了发展美学学科，决定让周宪当学科带头人，这让方蔚林非常生气，觉得周宪的手伸得太长了，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

　　有知情人士介绍，方蔚林在评教授过程中，第一次没过，而当时周宪是评委之一。

　　但这位知情人士表示，方蔚林在38岁时就评上了南京大学教授，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记者拨通方蔚林教授电话，他表示事情不像想象的那个样子，并一再强调：“你一定要采访到我之后才能发稿”，并答应当天下午一定会安排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然而，到了下午，记者再次拨打他的手机，已经无法呼入，家里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

　　接下来的数日，记者又反复拨打方蔚林教授的电话，但一直未能再联系上他。

　　大学之魂在哪里？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南京大学采访中，多位教授对周宪教授的学术人品给予了不俗的评价，认为周宪学术做得很好，自我要求比较严，做事很认真，对于学术有着高远志向。有人评价说，“是一名君子型的学者”。有教授则亲耳听到过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对他学术造诣的嘉许。

　　但也有同院的教授评价，周宪是个书生，还是学者意气，对任何人都不冷不热，让人感觉不好接近。

　　作为周宪教授昔日的导师，董健教授并不避讳对这个得意门生的尖锐批评，他告诫自己的弟子，“周宪你凭学问，可以做得蛮好的。你别去当(校长)助理了，回到系里当教授多好。”

　　但他同时认为，周宪这次也是制度性缺陷的受害者，“按照国家精品课程评选的要求，你去查那些申报材料，我敢打赌99%以上都有各种不实的情况在里面。”

　　他认为，国家精品课程是高校资源争夺和学科地位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制度设计有问题。“制度把人给改了，而不是人改了制度。精品课程的评估体系也有问题，这是周宪问题产生的背景，他太认同这个体制了，如果对这个体制有点反抗，就不会这样。”在董健看来，要迎合一个扭曲的规定，就不得不把自己给扭曲一下，这在高校里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而同样的道理，“教务处开证明怎么这么快呢，也是太认同这个体制了”。

　　对于这个事件如何演绎到了今天的地步，董健教授直言不讳：“方蔚林等人不是为了维护学风，完全是为了泄私愤。一旦离开事件本身，想达到其他目的，就不会有底线。”

　　董健教授认为，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中国的教育有问题。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看多了大学里的怪现状，多次奋笔疾书，呼吁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我对大学之魂的归来，寄希望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与知识分子精神的重铸。” 

　　一位涉事教授无奈感慨：

　　身在体制中 只能被捆绑

　　“我现在很向往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学术体制，老师单纯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学问。”

　　房间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汪正龙教授再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脸色涨得通红，这位被动卷入其间的教授感慨万千。

　　一门精品课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局？这样的疑惑持久地缠绕着他的内心，让他陷入沉思。

　　而今，这个周宪、赵宪章、胡有清3位教授的学生兼同事、方蔚林教授的博士后阶段同门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没有这些评选，也许问题不会这么多。”

　　汪正龙说，1999年高校实行岗位津贴后，无论是争取研究基地、精品课程、国家名师，还是重大招标项目或优秀团队，什么都得去申报，什么都得去评审，“一年1／3的时间做材料和填报，耽误的事件数不胜数，劳民伤财不说，还败坏了我们的学风。”

　　在汪正龙看来，老师做学问本应是带着敬畏和学术追求做的，但现在搞得几乎所有排名都跟这些荣誉名头挂钩，资源分配也都与此挂钩。南大很多学科本来不大被重视，一度排名处在一些实力远逊于己的高校之后。压力之下，学科领导发现如果不争取，资源只会越来越少，而一争，因为项目、名头是有限的，问题就来了，内部的人事关系也就复杂起来了。

　　汪正龙说，真正做学问的老师对这些东西有看法，但身在体制之中，只能被动地参与，“我们总是教育年轻一辈的学子要甘坐冷板凳，但我无法跟他们谈学术良知，因为这是整个学术体制造成的。”

　　“哪怕穷一点，少一些名头，(我)也情愿多一点单纯地做学问的生活。”汪正龙教授以自己为例说，现在各种申报教研室主任做得最多，特别是一些表是很繁琐的，材料还要不断地更新。由于争的人多，项目、名头有限，难免会引起各个学校的竞争，那些项目就像诱饵一样，不断地吸引我们一哄而上去争抢，由此可能会有一些不规范的事情产生。而且大部分时候，10份表里有5份是劳而无功的，白忙活儿。即便成功了，钱也不好花，年度、中级、结项考核，循环往复地填表，难以自拔。

　　“我是太累了，我们下半年还有个会议，我是主要的操办人，明年我是想辞职(辞去文艺学教研室主任——记者注)不干了。”这位年富力强的教授用“心力交瘁”来形容几年来的状态。

　　“明年都46岁了，总得有点时间安心思考问题，做学问，不能老是做体制里面的事情。能不能这样，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