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在郑和下西洋以前，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洋群岛一带众多小国，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以及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相互间常起冲突，不时发生纠纷。郑和来到南洋以后，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不服，则耀武以慑之”，于是“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那些“风俗劲悍，专尚豪强”，素好“侵掠邻境”的国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与此同时，郑和又从崇扬佛教或传播伊斯兰教着手，力图使有关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这样，对于平衡各国之间的关系，缓解因为宗教信仰等问题而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郑和还通过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促成了各国间和平局势的建立。
在永乐、宣德两朝，经过郑和使团全体成员不懈的努力，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印象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稳定东南亚局势，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打通南洋通道。经过几次下西洋后，这一目的圆满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
首先，郑和船队打通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以及东南非洲的航路。公元1413年冬，郑和船队开始了第四次远航，在到达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之后，首次由古里直航忽鲁谟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南）。这样就接通了中国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同时，一部分船只由锡兰分航驶往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然后由溜山西行，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马里境内）、麻林（今肯尼亚境马林迪）。这次航行使郑和下西洋的航线首次延伸到了非洲东岸。第五次远航中，船队自古里横渡阿拉伯直接驶向位于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和剌撒（今北也门萨那）。这样，郑和船队就建立了溜山至非洲东岸、古里至阿拉伯半岛、红海两条航线。
郑和船队还在中国至印度古里、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等地之间建立了经常的交通联系。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就到达了锡兰山，然后由古里返航。以后几次航行基本上都到了这里。溜山则是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到达的。随后下西洋的船队一直把溜山作为横渡印度洋去东非的出发地。
在广大的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更在这一带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例如在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剌加、阿鲁、彭亨、急兰丹、真腊、新村、杜板等地之间，在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都建立了航线。而且，绘制了与这些航线有关的《郑和航海图》，把各航线的航程方向、道途远近、罗盘针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识、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势、浅滩暗礁记载无遗，从而成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性
郑和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明代极盛之永乐、宣德时期相始终，前后持续了近三十年，涉及范围之广，取得成就之大，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之重要是举世罕见的。然而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后，这一历史上的盛事，就像它突然发生那样，又突然终止了。这里就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性问题作些探讨，以有助于我们对郑和下西洋终止原因的认识。
郑和下西洋之举，是为了执行明代初期，尤其是永乐大帝朱棣执政时期，明朝政府对海外诸国的方针政策，而不是像后西方航海那样，是为资本原始积累事业服务的。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对海外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取决于当时明朝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永乐大帝朱棣的雄才大略和-抱负，又有极大的关系。所以，郑和下西洋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特定的外交方针政策服务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在于它不是为完成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这一过渡需要服务的，因而它就必需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这种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只能具有暂时的性质。在永乐、宣德两朝后，各代封建王朝不再继续执行朱棣所主张的对外方针和对外政策；在发展海外关系方面，也没有哪一个皇帝具有像明成祖朱棣那样的抱负。
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毕竟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极盛时代，而不是发生在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黄金时代。在郑和下西洋之际，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还是坚如磐石，皇权-强化到极点，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取决于封建皇帝的个人意志。郑和航海事业所凭借的经济基础仍是封建经济，它的发展，必须限定在当时的封建经济能够允许的范围内。郑和航海事业又主要是为封建帝王一定的-目的服务的，当这种-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时，封建帝王对航海事业就缺乏积极进取的热情。所以，只有当中国社会富庶的程度足以应付郑和航海的巨大开支，并且还要正值封建帝王为在海外实现其-抱负而“壮心不已”之际，郑和航海事业才能顺利地获得较大的发展。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出国后，一方面由于明成祖满足于郑和航海事业已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再象以往那样连续派遣“往诸番国宝船”已为国家经济力量所不支，明成祖遂敕令郑和航海停止。
在郑和航海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西欧航海事业崛起，历久不衰。曾经称藩于明帝国的海外诸国，先后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郑和逝世之后，由于明朝政府没有培养出能够继承郑和航海事业的航海家，便不能再开展大规模的远洋航海事业。西欧国家乘虚而入，在海洋上掌握了主动权。当西欧诸国争先从事远洋航海事业的时候，明帝国却由盛而衰，由对外开放转向闭关自守，只能退守大陆，无力从事海上竞争，无力在海外抑制西方殖民者的强暴。重振郑和航海事业的各种历史条件，再也不可能具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顿成绝响。
明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郑和航海事业既然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则其必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而归于消失。郑和下西洋事业这种先天不足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只能在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而决不可能与产生它的封建王朝——明王朝相始终。
郑和航海事业不能持久的历史局限性除上述之外，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的本身，也存在各种缺陷。就郑和执行的对外方针和对外政策而言，是要与海外诸国建立名义上的藩属关系。郑和下西洋所执行的对外方针和政策，是建立在中国古代传统上以中原作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的，只能存在一时，昙花一现而已。
郑和下西洋在航海事业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远洋船队规模之宏伟，不仅在当时是世界上所绝无仅有的，而且也为世界大航海时代任何舰队所望尘莫及的。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过程中，船队部分分宗勇于进行海上探索，西行进入大西洋，东行进入太平洋，已踏上环球旅行的门槛之际，国内却下达了停航的诏令。由于郑和航海缺乏强大的持续的经济动因，当封建皇帝的主观意志有了改变，不再支持郑和航海时，郑和使团部分成员的海上探索就进行不下去了。郑和下西洋暂时的性质，软弱的动因，是当时中国人不能完成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原因。其次，狭隘的大地观是郑和航海未能引导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原因。在古代中国，地平的大地观是根深蒂固的。明初占统治地位的宇宙理论是中国传统的浑天说。了解地球的大小，具备可供航线分析的较精确的世界地图，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条件在明初也不成熟。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注重水利，一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不重视海外贸易。中央及地方编制地图，主要用于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军事进攻，城池防守以及交通水利等方面，故只要有嫩反映地理要素的地图，如地籍图、地形图等等，就能满足一般的需要。这类地图主要反映陆地，有丰富的地物标志，可以应用平面测量法即可保证精度，就没有必要非得测定经纬度。这类图一般范围不大，地球曲率造成的制图误差一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也不是非用地图投影法不可。晋代裴秀（223－271年）对中国传统的绘图法进行总结，创立了用于绘制地图的“制图六体”，和用于拼接、缩制地图的“计里划分”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仅适用于测绘小范围大比例尺地图，可以大大提高精度，保证质量，但在测绘大范围小比例地图时，就明显地不适用了，会产生严重的误差。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发展世界地图，裴秀的制图理论和方法的缺陷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就一直被沿用下来，而没有更大的创新。郑和航海图的绘制，用的就是传统的绘图法，图上表示各地的大小比例都只能相对而言，有些地方表现的大小比例则有严重的误差。
（三）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1、郑和下西洋在国内的影响
明初，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矿冶、防治、陶瓷、造船等工业，以及民间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为郑和下西洋大规模的开展海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郑和船队航海范围逐渐扩大，就在南洋、印度洋沿岸，开拓了愈来愈多的海外市场。海外贸易的激增，货源供不应求，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内官私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中国的青花瓷器、绫绢、纱罗、锦缎、文绮、袭衣、布匹、铜铁用具、铜钱、烧珠、漆器、麝香、樟脑、干鲜果品等等，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等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为中国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历史中的一桩空前盛举，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不仅中国派往海外的使节乐于称道，在国内也是广为流传。流传至今的明代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剧本，有《奉天命三宝下西洋》，小说（评话）有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罗懋登撰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书，虽然是在明代看场演说郑和下西洋故事的基础上，在加以整理而创作出来的，但也广泛采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各种史籍和资料。其中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陆采的《冶城客论》等等，以及当时尚存，而今早已亡佚的其它史籍和资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对郑和下西洋所用各种类型船只的描述，对郑和船队航海时编队及航行情况的描述，以及郑和及其使团重要成员在所至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所留下的碑刻铭文等等，都为它书所未见，很有参考价值。此书对各国物产和进贡物品的记述，也都较详，往往为它书所不及。此外，书中所描述郑和使团在处理与海外诸国关系上的一些思想、言论和作法，对我们研究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中外关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所表现的尊崇佛、道、伊斯兰三教的倾向以及郑和等人的宗教信仰，与郑和及与其下西洋的亲密同僚、使团成员的宗教信仰，显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书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对民间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在加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方面，在历史上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据清龚柴《台湾小志》记载，郑和使团“遍历诸邦，采风问俗。宣宗宣德五年，三宝回行，近闽海，为大风所吹，飘至台湾，是为华人入岛之始。越数旬，三宝取药草数种，扬帆返国。”郑和下西洋曾到过台湾，这是事实，不过这里所记“宣宗宣德五年，三宝回行”则有误。宣德五年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离国的一年，返航时郑和已于宣德八年在古里去世，参考其他的记载，这里“宣德五年”有可能为永乐五年之误。另据清吴振臣《闽游偶记》记载：“澎湖为台湾门户，有三十六屿，各屿俱在海洋中。……曾闻明永乐丁亥（永乐五年，1407年）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郑和旧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监下西洋，因风过此。”永乐五年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返国的一年，这与《台湾小志》所记“三宝回行”一致，都说是郑和是在下西洋回国途中到台湾的。郑和七下西洋，除了第一次下西洋是在九月回到国内，其余六次均是在七月返回。很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下西洋，经验不足，发生了被风吹至台湾，“越数旬”归国之事，结果预定应七月返回，因在台湾耽误了数旬，回到国内便延迟到九月了。郑和使团是拥有二万七、八千成员，又是有着严密组织系统的集团，其在台湾停驻数旬之久，必同当地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传播了大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还得秉公处理使团成员同当地居民交往中产生的若干事务性问题，这就大大扩大了明朝政府在台湾的影响，增加了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密切了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使团成员回国后，也必然会向大陆人民介绍台湾的各种情况，其影响是相当大的。
郑和在国内有许多遗迹和遗物，数百年间，始终为人们所纪念，成为人们缅怀和宣扬郑和下西洋光辉事业业绩的场所和信物。这些遗迹和遗物比较著名的，如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郑和故里祖墓、南京郑和墓、南京马府街郑和故居、南京静海寺、南京净觉寺、南京天妃宫及天妃宫碑、南京大报恩寺与琉璃宝塔、南京宝船厂、太仓刘家港、太仓天妃宫、长乐太平港、长乐天妃宫、长乐三清宝殿、长乐三宝岩、郑和下西洋所用铁锚和铁釜，以及郑和为祈保下西洋往返平安所铸铜钟等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中华民族的声望远播于海外，它的历史影响，就必然是这样，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
2、 郑和下西洋在国外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为亚非国际间和平局势的建立，为促进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为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郑和使团在亚非各国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友谊的花朵开放在亚非人民的心田，历久不衰。时至今日，在郑和使团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尤其是在东南亚，还保留着纪念郑和的各种遗迹，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传说，并且迄今还进行着各种纪念郑和的活动。
郑和在海外的遗迹，凡郑和使团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自然所在多有。郑和使团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其后由于西欧殖民者的入侵而发生巨变，世事沧桑，使郑和使团在海外的遗物大多数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有极少数的遗物，在近世偶尔被发现。如永乐七年郑和为纪念布施锡兰山佛寺而立的石碑，就是1911年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滨海城市高尔市被发现的。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很重视这一发现，把这块象征着中斯人民传统友谊的石碑，陈列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里。
郑和使团在亚非各国访问时，给当地人民作了大量的好事，如给人们医疗疾病，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让人们学会建筑城市和掘井取水的本领，教给文化和文明生活的知识等等。各国人民，特别是在东南亚华侨中间，有感于郑和的恩惠，缅怀郑和使团的功绩，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郑和的故事和传说。东南亚有些国家，甚至由于受到郑和的影响，形成了新的风俗习惯。如泰国的水浴、爪哇国的“禁食”的风俗习惯都是受郑和的影响后才有的。象郑和下西洋这样实行和平外交方针，以睦邻为宗旨，其给各国人民带来福音，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再好不过地说明郑和下西洋在历史上的进行意义，确实是值得亚非国家人民永久纪念，值得炎黄子孙“盛称和以夸示外藩的”。
3、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开发南洋的影响
华侨开发南洋的历史，并不是从郑和下西洋时代开始的。早在两汉、魏晋之际，中国人民以与南洋有了联系。在元朝时，有不少南宋遗臣及东南沿海人民，为了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纷纷奔向南洋，成为南洋群岛最早的一批开发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论在所到地区、移民人数以及经营规模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加以他们难以同祖国大陆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人力物力都少来源，就不可能对南洋的开发造成什么重大影响。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新时期，也开创了华侨开发南洋的新时代。郑和七下西洋，完全打通了由中国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建立起中国的威望，为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郑和使团努力在南洋诸国敷宣中国的教化，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收到显著的效果，显示出这是大有潜力可挖、大有发展前途的地区，就更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到南洋去。在十五至十七世际之际，南洋华侨的增多，分布范围之广，是历代所不能相比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二、三百年间，由于“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愈来愈多的华侨献身于开发南洋的各项事业中，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当地人民融合、同化，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生活水平，对南洋各国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之后，华侨在南洋的势力逐渐雄厚，在此基础之上，南洋各地曾出现过若干由侨民建立的政权，也产生过不少的华侨领袖人物。
